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“顾老师,我能不能回来?”
“回哪里?”
“回项目组。我不要署名,不要职务,给我一个工位就行。”
窗帘被风吹起来。
“周屿,你还欠军方一份数据审计报告没交。”
“我交了。上个月交的。”
“那你还欠我一个道歉。”
电话里传来粗重的呼吸。
“对不起。”
两个字。很轻。
“你对不起的不是我。”我说。
“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花了十年时间构建的学术生命,然后在一个女人的怂恿下,亲手把它扔进了碎纸机。”
“跟你说你的论文草稿是垃圾的人是我。但那篇论文后来被我改了三十七处,发在了physicalreviewletters上,第一作者写的是你的名字。”
“这件事你大概忘了。”
电话那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
过了大概两分钟。
“我没忘。”他说。“我一直都记得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站在台上说我没把你当人看?”
他答不上来。
我也不需要他的答案。
“周屿,你今年三十四岁。人生还很长。但不是每条路都允许掉头。”
“你从我这里走出去,可以去任何地方重新开始。你的基本功还在。”
“但你回不来了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。
看着天花板发了很长时间的呆。
说不难过是假的。
周屿十年前第一次走进我实验室的时候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,书包带子断了一根,用鞋带系着。
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的研究计划。字迹潦草,逻辑漂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