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奖晚宴后,一个记者将话筒猛地杵到我面前。
“姜博士,对于当年窃取您成果、如今也站在这里的顾衍教授,您还恨吗?”
我笑了笑。
没理他。
转头把手里的报告递给身后的助理。
“通知团队,不等了,我们的新药发布会提前。”
此话一出,不远处传来一声玻璃碎裂的脆响。
瞬间盖过了场内的音乐。
我闻声望去。
顾衍徒手捏碎了香槟杯。
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淌。
他双眼通红地死盯着我。
我平静地收回目光。
内心毫无波澜。
那样的波澜,早在五年前那个夜晚,就已耗尽了。
那天,我通宵整理好了最后一版实验数据和理论模型。
厚厚的一叠a4纸。
带着打印机刚散去的热气。
这是顾衍博士课题的核心。
也是我们异地三年,靠无数个越洋电话和视频会议共同打磨出的心血。
我用红笔在封面写下标题。
又在右下角,一笔一划地写上我们的名字。
姜棠,顾衍。
我的名字在前。
这是他当初定下的规矩。
他说,我是这整个理论框架的灵魂。
我看着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手稿。
上面有我熬夜时溅上的咖啡渍。
有他激烈争论时画下的潦草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