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颤抖着伸出手,那只手上布满了针孔,青筋暴起,试图抓住我的一点衣角。
我后退了一步。
“你给的东西,我嫌脏。”
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,扔在她的病床上。
那是大使馆协助出具的自愿遣返同意书。
“签了它,回国去管你爸的死活。不要死在我的地盘上,脏了我的空气。”
她死死地盯着那份文件,像看着催命符。
“我不签我签了,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了”
“你签不签,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。”
我转身走向门口。
“远远!”她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,像是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。
她猛地拔掉了手背上的输液针,鲜血瞬间飙了出来,染红了白色的床单。
她连滚带爬地摔下床,拖着一条还在流血的腿,在地上爬行着,一把抱住了我的脚踝。
“别走求求你别走!我给你磕头!我给你当狗!你别不要我啊!”
她真的在病房冰冷的地板上,砰砰地磕起头来,鲜血混着眼泪,糊满了她那张曾经自诩温文尔雅的脸。
极度的狼狈,极度的卑微。
我低下头,看着脚边这个像烂泥一样的女人。
两年前,我以为她是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依靠。
现在,她只是我鞋底的一抹脏污。
“保安。”
我没有任何情绪波动,按下了门边的呼叫铃。
几个高大的芬兰保安冲了进来,将死死抱住我脚踝的宋辞薇强行拉开。
“放开我!远远!陈远!你看看我啊!”
她被按在病床上,像一条濒死的鱼一样疯狂挣扎,凄厉的叫喊声穿透了整个走廊。
我没有回头,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走廊尽头,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窗。
赫尔辛基短暂的白昼终于到来了,阳光穿破云层,洒在厚厚的雪地上,折射出刺眼而纯粹的光芒。
我迎着那束光走了出去。